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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但朝堂上许许多多的事情虽然也依然重要，一件件在他意料中推行着，但渐渐的，但仿佛这些事都可以暂搁，追逐着想见到崔季明，反倒成了他行事的重心。

    这第二年的冬天，殷胥因空宗一事往苏州而去，路上暂停留在了吴兴。

    在正月的吴兴城内，过了初五后街道上的繁华，已经超越了三十年前大邺人的想象。此地靠近太湖，太湖又不但临近苏州，无锡，又有江南河在内的几条运河沟通，在近些年内从南至北，运河周边的城镇如同膨胀般发展起来。

    高祖时期曾命农民迁入东都洛阳，而农民怎么都不愿，自发性偷偷溜回乡村，几乎造成了当年的笑话。而如今，各地的城市却逐渐一步步壮大起来，尤其在这一两年间，发展与动荡几乎存在于每个角落。谁也不知道这变动是向盛世前行，亦或是下一场战乱前的暗雷。

    但这时代变动的过程，却绝算不上是美好的。

    自奴婢部曲制废后，曾在政令发布后实施前的短短一两个月，杀奴的狂潮在各地门阀庄园下掀起，以偏远地区尤甚，毕竟政令未实行的情况下，杀奴是完全合法的。无数主家以这种流血来恐吓警告手下的奴仆，并向朝廷发出不满与抵抗。

    但实际大邺的体制是不能用奴隶部曲制度来概括，虽然在律法上“部曲奴婢身系于主”“或可自由买卖，隶属贱口”，但是与突厥所谓的征服人口的奴隶制仍然不同，许多奴隶也获得了一定的地位权利，在实际权力上与普通人的差距并非天壤之别。

    因这种不算太明显的生存差距，面临主家铁血的镇压，大量的部曲奴婢分为了两种，一类为了谋求良民身份，集体出逃、烧杀主家、造成暴动，然后向土地富裕的地区转移，等待律法实行后可以在本地入户，分得正当渠道的土地。而另一类则觉得本来的奴婢身份过得也不算太差，或者是不肯放弃已有生活，协助主家坑杀追捕其余奴婢，妄图因此在最后的奴婢时代，获取主家的地位，不论是否能转成民户，都希望得到富庶的主家的庇护。

    殷胥早在向殷邛提出废奴婢制时，就对这种各地将引发暴动的情况早有预料。

    不单大邺，每朝每代的每一年，南北各地都有无数或大或小的暴动发生，这类暴动如同每年的雨雪一样，必然会来，只是绝大多数都被镇压或者被解决了。

    毕竟天下百姓之苦，是千年也未能改变的事实。纵然大邺这些年，赋税极低，绝大多数地区的百姓与前朝几百年动乱比起来，都活的很像个人了。但这种民福仍然是脆弱的，一场洪水，一年冻灾就能引起小片地区的崩溃，这种过不下去日子的暴怒与痛苦，总要由朝廷来承担。

    而今年，几场暴动的矛头却对准了各地的主家郡望，终于不用朝廷来应付了。

    朝廷虽然心里恨不得他们闹的稍微久一点，让某些以各种手段抵挡朝廷的各地门阀吃些苦头，但这类暴动若完全不制止，则会引起一圈圈的涟漪，事态也很容易发展到朝廷控制不住。于是朝廷只对部分闹的死伤太多的暴动进行了出兵镇压，而对于其他的小动乱，基本都是朝廷出面帮助迁居且转成民户，分授土地。

    而如何安顿这些新民户则成为了最重要的问题。毕竟还有大部分的土地在富户地主手中，富余的土地是不足够分给大量民户的，因此仍要有大量民户成为地主的佃户。在殷胥与薛菱的携手下，以及朝堂上群臣的消极态度中，新的租佃律法诞生。

    朝廷规定租佃关系必须要确立契约，由当地衙门备案，租佃契约需要写明双方的权利义务，租佃期长与田租率。当然，大邺也并未出现权利义务这样的字眼，只是表明了各方的行事范围。且契约本身，不论是否有条例写明，只要备案便具有两项基本的原则，一是佃户可拒绝地主在契约外的其他要求；二则是在当地衙门认定的部分天灾与动乱下，地主若不对佃客进行存恤，则确定为违反律例，需要接受朝廷处罚。

    当然朝廷维护契约双方，也会从所有备案的租佃契约中，抽取少量的佃租税。这种状况下，自然会有大量的地主，为了逃这额外的租佃税，选择私定契约，不在当地衙门备案。

    然而新的律法与政策下，自由契约的实行，也让各地的地主富户开始了急剧的洗牌。

    其中加剧这种洗牌的原因，是殷胥与薛菱发生矛盾后也一直坚持的一条律法。

    这条律法便是朝廷不可规定具体的田租率，只可给出非常粗略、范围广泛的田租率规范。殷胥坚持制定的律法中，给出“二成至八成的田租率皆是可立契约”的条件，而薛菱却表示如果给地主如此范围的自由，他们肯定会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八成，那佃户则无路可活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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